依法执政是关于执政党的执政方略，侧重于对国家的领导和执政事务，两者都体现了社会主义法治理念。
因此，应利用现有的行政复议、行政诉讼制度，将行使行政职能的党的工作机关纳入行政复议被申请人以及行政诉讼被告的主体范围，将履行行政职能的党的工作机关的行政职权行为纳入行政及司法救济渠道，以加强对党的工作机关行使行政权的监督。在国家机构改革的层面，党政归口管理与合署办公增加了党务部门行使行政权力的频率，尽管党政机构整体上是分别设立的，但有部分职能要素的融合而形成了新型的党政合署办公或者归口党委工作部门管理的新型党政融合体制。
从而拓宽行政主体理论的研究视野，对机构改革在现实实践中面临的新课题进行理论回应。(16)部长救济是采用较为广泛的救济手段，也是英国行政复议中的重要环节，当公民的权利和利益受到行政机关侵害时可以向部长提出申诉，通过部长的行为纠正行政机关违法或不当的行政行为。本文通过对传统行政主体理论存在的逻辑矛盾分析并指出其存在的理论缺憾，通过对西方行政主体理论的比较以及我国学界的主流观点，进而从行政主体的概念维度、组织形态、逻辑结构等方面丰富了行政主体的研究视角，特别是对基于行使行政职权的主体与行为的行政属性进行的甄别与划分，突破了传统行政主体理论的局限性，拓宽了行政主体理论的研究视野。从结构上，现有行政主体的概念必然要被解构和重释。而社会能承载多大的权力回归，国家行政权与社会公共行政权如何能实现动态的平衡调整需要多方的制度保障和技术跟进。
如党政部门与群团组织之间应厘清各自职责、综合部门与行业部门之间要配合联动、公务协助，进而实现党政、群团、社会组织等多元主体对社会的合力共治。(17)当事人向行政裁判所申诉。[20] 新—旧宪法叙事，既不同于冲击—回应模式背后的空间概念，也不同于传统—近代背后的时间概念，彻底改变了近代以来，将中国置于西方秩序所规定的时空坐标中谈论其存在方位的逻辑，建立起以政党政治的世界观为尺度衡量文明优越的道义坐标，这种叙事的核心命题可以归结为如下两个方面：第一，建立以革命—解放为目标的宪法进步主义世界观，在马克思主义基础上实现了对传统儒家资源的创造性转化。
[64] 第二，中国宪法在立宪目的上是一种统合型根本法观念，而非西方所流行的防御型根本法观念。地方各级人大及其常委会要依法行使职权，保证宪法在本行政区域内得到遵守和执行。[69]可以说治理型宪法是中国区别于西方传统宪法观念的又一个重要特征，[70]我们可以把它的要义概括如下。《共同纲领》能否代表新中国的历史道路和国家性质，是不是国家未来前进的根本方向？这是五四宪法得以制定的正当性基础，也是它要回答的根本问题。
[36]习近平：切实尊崇宪法，严格实施宪法，载习近平：《论坚持全面依法治国》，中央文献出版社2020年版，第201页。[14]柯文，见前注[12]，第25页。
《宪法》第5条规定：一切国家机关和武装力量、各政党和各社会团体、各企业事业组织都必须遵守宪法和法律。迪特·格林（Dieter Grimm）曾从价值与功能两个维度发展出一种宪法观念类型学，[21]提出尽管各国宪法内容各不相同，但从宪法所追求的政治价值观念来看，可以将世界宪法观念谱系分为自由—民主型、自由—非民主型（例如拿破仑制宪、日本明治宪法）、非自由—民主型（例如法国1789年宪法）、福利国家宪法（例如魏玛宪法）和社会主义宪法。[10]刘少奇，见前注[3]，第17页。[83]现行宪法实施之初，老一辈宪法学家就非常准确地总结了立法机关具体化宪法的方式，包括：通过立法贯彻宪法确立的指导思想。
[80]党的十八大以来，多次中央全会即依据宪法做出了若干重大改革决定。纵观我国的反思型宪法发展历程，我们可以发现这种反思性有三个特征： 一是坚持规范封闭性与经验开放性的结合。因此宪法实施必然要介入到国家权力配置、运行、相互关系等方面，介入到政治意志形成的民主过程，并实现调控与平衡。[69]王建学：作为民主对话平台的宪法审查程序, 《中国法律评论》2020年第1期，第50页。
将天下主义改造为谋求人类普遍解放的无产阶级政治世界观图景，以证明其对资本主义宪法的超越。与自然状态下自由而平等的个体基于自我保存而选择互惠原则不同，共同意志是理解人民之关键，这个意志必须在中国近代反帝反封建的革命和建国进程中来理解，因此，是否属于人民也就必须基于个体意志是否与这种革命的共同意志相一致来判断。
第四，审查标准的全覆盖。[86]我们可以举一些例子来具体说明： 第一，五四宪法对《共同纲领》确立的历史道路进行了根本反思。
宪法实施的目标是促进各个国家机关围绕总章程设定的战略顶层设计，形成治国理政的强大合力，完成统一的国家目标与任务，提高国家治理绩效，防止互相掣肘，[77]而不是通过宪法实施来调控权力之间的分立与制衡，处理以政党竞争为核心的政治意志博弈过程。合宪性审查的标准包括宪法规范、原则和精神，从实质宪法和形式宪法两个层面构建起审查的标准体系。中国共产党来自于具有共同意志的人民，本身就是人民的同构和缩小，体现的是人民作为主权者具有的成熟、完满、最高的政治属性。三是宪法审查机构对宪法解释权的垄断行使。[42]与契约论理解的作为市民竞争与反抗暴政工具的人权观不同，民主权利意味着一种共和式民权观，[43]即对天生之民平等实现权利、共享权利的追求，是四亿人民总体丰衣足食（孙中山语），不但要实现政治权利，也要追求经济上的总体自由，这既是社会主义性质的表现，也体现着中国传统民权观所蕴含的大同精神。[58]三是作为paramount law而存在的根本法（最高法）, [59]以梅克尔—凯尔森的层级结构规范理论为基础，宪法成为实证法律体系中具有最高效力，下位法不得与之抵触的规范。
[31]王叔文：《宪法》，四川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第93页。权利防御模式是特定政治经验和人权文化总结反思的结果，典型模式是二战后德国通过联邦宪法法院实施《基本法》。
从一种大历史观来看，近代以来中国的历史舞台上产生了多部命名为宪法的文件。中国共产党实质代表理论的要义在于：党代表着一种政治成熟状态下的人民主权者。
第二，将人民参与历史的哲学发展为人民建构历史的哲学，通过人民主体不仅证明了中国宪法是一个自变量，而且实现了对公意的彻底追求。全国人大常委会的备案审查工作，当然就包括审查有关规范性文件是否存在不符合宪法规定、不符合宪法精神的内容。
在这里，我们不能停留在组织优化、结构合理、功能适当等技术性层次来思考中国合宪性审查机构的建立问题，必须寻求实质规范性理论的支持。[30]因此，党领导人民制宪最终建立起来的是人民为主体的历史哲学，在我国，人民是‘现实的宪法的创造者，同时又是‘成文的宪法的创造者。现行宪法最初没有对社会主义制度进行阶段性设计，也没有对所有制与分配制，公有制的实现方式等进行精细规定，导致宪法规范与现实需求之间存在巨大张力，从1987年第一次对现行宪法修改开始，通过明确私营经济的宪法地位，允许农村集体土地使用权流转，1993年修改宪法明确社会主义初级阶段, 1999年统合个体经济和私营经济为非公有制经济，并在2004年赋予其更加合理的宪法地位，充分释放了宪法为改革开放保驾护航的制度优势，建立起了公有制基础上，充满弹性的基本经济制度。有关方面拟出台的法律规章、重要政策和重大举措，凡涉及宪法有关规定如何理解、如何适用的，都应当事先经过全国人大常委会合宪性审查是一种典型的事前审查程序，事实上，全国人大宪法与法律委员会就对《人民法院法》《人民检察院法》的修改草案在表决前进行过事前审查。
人民共和国宪法观以人民宪法为立宪之基础，包含党领导人民制宪宪法实现人民主权与公民权利同构两个基本命题。[97]可以说，维护宪法形式里蕴含的国家统合性与一体性，防止人民最高共同意志的分崩离析和国家治理的各自为政，才是中国合宪性审查最基本的逻辑与初心。
[94] 相反，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行使合宪性审查权在组织、功能、职权上都与争讼模式不同，这是一种最高国家权力机关基于高度集中的审查权，对规范性文件进行审查，它与被审查主体之间不是居中的裁决机关，也不是专门的宪法审查机关，而是一种机构主权机关，即被审查主体都由它产生、对它负责，受它监督，也可以说它是根据人民的授权直接行使最高治权的国家机关。[82] 三是通过行使国家立法权具体化宪法规定。
[100]这是典型的事后审查。在这个维度上，学者认为总章程是指对我国革命和建设经验的科学总结;[52]另一方面通过宪法，共同体决断了面向未来统一的人民民主专政的国体和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政体，确立了国家的根本任务、指导思想、领导核心、发展道路、奋斗目标，规定了一系列基本政治制度和重要原则，规定了国家一系列大政方针, [53]在这个意义上学者将宪法概括为适应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总章程。
三是，我们党领导人民制定的宪法，是中国历史上第一部真正意义上的人民宪法。四项基本原则既反映了不以人们的意志为转移的历史发展规律，又是中国亿万人民在长期斗争中作出的决定性选择。[34]刘少奇，见前注[3]，第28页。[26]John Locke, Two Treatises of Government,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8, pp.123-124. [27]Thomas Hobbes, Leviathan,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6, p.92. [28]（法）卢梭：《社会契约论》，李平沤译，商务印书馆2011年版，第115-137页。
例如，宪法条文概括表明了要制定一系列法律（第33条公民在法律面前一律平等。因此，尽管合宪性审查过程也必然要考量政治，但不会陷入政治原则的根本分歧之漩涡，也不可能是由党派政治竞争所驱动。
[81]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坚持宪法规定的计划生育基本国策，完善人口发展战略，全面实施一对夫妇可生育两个孩子政策。[21]See Dieter Grimm, Types of Constitution, in Michel Rosenfield and András Sajó(eds.), The Oxford Handbook of Comparative Constitutional law ,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2, pp.98-133. [22]Ibid., p.115. [23]Grimm, supra note [21], pp.114-116. [24]John Rawls, Political Liberalism,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93, p.416. [25]（英）洛伦佐·萨巴迪尼：英国内战时期的人民主权和代表理论，载（英）理查德·伯克，昆汀·斯金纳：《历史视域中的人民主权》，张爽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21年版，第165-169页。
[19]习近平，见前注[16]，第214页。宪法实施就是直接依据这些规范形成国家在各个领域的具体规划，做出各种具体制度安排和决断。
